第七十四章 荆公后裔（2 / 2）

宋朝大部分君臣的想法也是如此，以太宰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主和方代表了大多数的意见。他们想效仿唐玄宗“安史之乱”时避祸四川，避敌锋芒，把首都迁移到襄阳，这里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并且是难于征服的地方。这个迁都的主张得到了准备逃跑而又不好意思逃跑的赵桓的赞同。但是以兵部侍郎王棣为代表的少数派不同意这个做法。

王棣的来头不小，他养父是王雱，王雱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荆国公拗相公王安石。王安石有两个儿子，王雱和王滂，其中王雱无子，从家族中承继一个养子，是为王棣；王滂则有一子名为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王桐现有一子，名为王钰，恩授承事郎。

卢俊义知道了王棣、王桐后，大骂后世那些史学家，尤其是宋末那班史学家。那些混蛋因王安石的变法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便放肆地污蔑荆国公，谎称王安石因变法搞得断子绝孙，甚至谎称王雱体弱多病早死，儿媳年轻守寡，王安石扒灰，而民间以讹传讹，甚是缺德。

不可否认，荆国公在变法时任用了一干小人，如吕惠卿、曾布、蔡京之流，而且上下官僚沆瀣一气，致使变法功败垂成，但仔细推敲变法内容，发现如若变法成功，赵宋朝廷便又可稳固百年。至于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之说，实乃荒诞无稽卑鄙无耻之言。那些持有这种混蛋之说的人完全没看过荆国公变法的内容，卢俊义在齐国推行的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参考王安石变法。齐国言论自由，但侮辱王安石这样被卢俊义衷心尊敬的圣贤，必受割舌和终生劳役之刑，言论法里规定可以议论变法得失，但不准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是不准对贤人。

赵佶一朝，蔡京这类的变法新党执政，如同后世部分官僚一般，荆国公的富民强国良法在蔡京手里成了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牟利工具。同时也因蔡京等人标榜是荆国公门生弟子，对荆国公后人甚是照顾，虽然王棣、王桐二人并不依附他们，也获得了相衬的提拔。王桐现任礼部侍郎，而王棣晓畅兵事，被任命为兵部侍郎。赵桓上任后见这二人并不依附蔡京，就让他们保留原职，继续留任。

在宫中会议上，王棣看到赵桓愿意迁都到襄阳，准备逃跑，立即质问赵桓：“道君皇帝以天下托付给陛下，陛下今天准备舍东京而去，有违太上皇之托呀。”赵桓被问得哑口无言，无以应对。宰相白时中见皇上被窘，立即质问王棣：“京城能够守得住吗？”王棣立即回敬道：“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座能比得上京城那样坚固？况且祖先的宗庙社稷都在京城，还有上百万的臣民，我们怎么能够丢下不管吗？我们可以逃跑，但是天下的人心散了，今后我们如何收拾消散的人心。现在我们的权宜之计就是激励鼓舞我们的将士，安慰我们的百姓，号召大家和我们一起坚守东京。另外勤王之师也将于近日到达，逃跑是下策，坚守才是上策。”

赵桓听王棣这样一说，也大为感动，觉得如果现在逃跑的话，上愧对天地下愧对赵宋列祖列宗，便问王棣：“依你的意见，谁可以带兵抵抗呢？”王棣便以退为进地说：“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一介书生，在领兵打仗上不是行家，但是他们位高权重，可以率领将士们抗御敌寇，这正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时候。”

白时中、李邦彦原本就是胆小如鼠的人，忽然听说王棣推荐他们负责守城御敌，顿时恼羞成怒，立即质问王棣：“你也是一介书生，你怎么就不能领兵出战呢？”

王棣一听，知道对方已经中了自己的激将计，立即慷慨陈词道：“如果陛下认为臣可以担当此任，臣愿以死相报，只是人微言轻，不足以使军队和老百姓信服。”王棣的这些话结结实实地击中了逃跑派的要害，位高权重的人怕死不愿临危受命，要靠人微言轻的人担当抗敌大任，这在赵桓眼里看得是一清二楚。赵桓当即任命王棣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为副手，聂山为随军转运使，委以全权指挥军队抗击金兵，保卫京城。

在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刻，满朝的文武大臣竟然找不出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来担当重任，只能找出平时文文弱弱的书生来领兵打仗，不能不说是北宋初年以来“崇文抑武”政策的失败。后世对于那时的书生“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表现很是不以为然，指责书生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时高官厚禄的人遇见危险一走了之的多了去了，甚至很多无耻下流的还去做了投降派。凭着书生意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很值得敬佩的。

不单单是王棣，原来历史上，南宋的虞允文、文天祥，明朝的于谦、张煌言、孙承宗都是书生，但他们比大部分武将德、功、行不知高尚了多少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历史证明，王棣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