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弱化官僚（1 / 2）

（最近三章有些说教，面对严肃的政治问题，作者真不懂得如何不严肃地说出。）

卢俊义以史为鉴，看赵宋的灭亡，看朱明的灭亡，看蒙元和满清的灭亡，看民国蒋氏的败退，表面上看是被突然崛起的强大敌人打败了，实际是败于自身，像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便说过一句清醒的话，国民党被自己打败了。试着分析历届王朝，他们败亡的根本，都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民心的根本原因就是膨胀的官僚阶层对平民变本加厉的压迫剥削。

任何一个势力内部真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政治上大力破解官僚阶级格局和如何经济上全面抑制通货膨胀趋势。而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相关的。政治上不限制官僚阶级的发展，这种体制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在官僚集团物质欲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经济上就无法真正做到抑制通货膨胀。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政府也根本不可能贯彻好任何抑制通货膨胀、发展经济的措施。简单来说，通货膨胀的主要后果就是货币供应量过分放大，大众财富被摊薄，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时，官僚集团正要利用通货膨胀进一步剥削人民、透支国家财政，卢俊义异常警惕这种惯性发展的后果。

政治上，官僚的政治命运劳动群众无法参与决定，公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造成了官僚的公权投机成本极低，终身制、任命制的政治模式更促进了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在文化思想上，官僚们长期的生存方式，容易让他们奉行奴性、欺骗、渔民的思想方法，主要表现为代表文化、剧场性政治行为，全社会弥漫着欺骗、麻木之风。官僚群体之所以喜欢渔民、奴性文化，其背后主要是由官僚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奴性文化和渔民方法是官僚利益得以实现的成本最低、最安全的方式之一，而民主、科学、求真务实文化则反之。利益分配机制上逐步趋向于官僚阶级的惯性发展，最终导致官僚群体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寄生性。与广大劳动群众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官僚利益发展到与劳动群众的利益没有一致性并相悖而行。

说官僚成为一个阶级，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官员主观上联合所产生的利益共谋，主要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史文化自然形成的状态，在利益博弈中的选择，客观上造成其行为方式的现实结果。面对相同的问题，官员们往往会作出惊人近似的选择。存在决定意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中，一种相对应的阶级意识自然要产生，权力不受制约的国家官僚成为一个阶级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政治问题的本质从来都在阶级问题上，认清楚现实存在的各种利益格局，权衡这些利益诉求、利益同一化、利益差异发展进程中的利弊得失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前提。解决政治问题就在于协调利益差异、调和阶级矛盾、进行利益重组、甚至进行阶级斗争。借助各种机制限制、消灭某种阶级格局并建立更高级、更和谐的阶级结构。推进民主改革，破解官僚阶级格局限制消弱其继续发展的趋势首当其冲。无论是保守渐进式的改革还是采取激进的措施，执政高层的政治责任莫过于此。对于一个现国家而言，就是要想方设法避免官僚成为一个阶级这种状况发生，严格限制不正当的群体利益共谋。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必然要对立其他阶级的利益，它的对立面无疑正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官僚最终也将无法实现它应有的政治功能。

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时，无数的历史告诉卢俊义，连皇帝也很无奈，想想连一百万两军费都筹措不出吊死在景山上的崇祯皇帝，卢俊义不由得汗如雨下。

过去皇帝一个人最终往往都会成为官僚阶级的傀儡，现如今虽然卢俊义建立的元首府下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大部分高级官僚都是清正廉明的，卢俊义有高屋建瓴的治政眼光兼具乘风破浪的改革魄力和担当历史使命的勇气意志，但即便如此，也对于官僚成为一个阶级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当卢俊义着手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受到大规模的反对时，卢俊义就不得不化身做朱元璋第二，他派出情报总署的特工彻查了那些反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官员，从中挑出二十名贪污腐败严重的官僚家庭，对主犯凌迟处死，他们的家属全部劳改，如此杀鸡儆猴，才使得大部分官僚闭嘴接受这个财产申报制度，后来普通民众更受益于举报贪官的制度也变得热烈支持卢俊义限制官吏权力和官僚腐败的各项制度时，卢俊义的制度才慢慢地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律保持下来。卢俊义深深地知道，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刀光剑影、龙争虎斗的江湖之上，谁胆敢动官僚的蛋糕，都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趁现在自己掌握了军队和民心，就该像朱元璋当年那样，朱元璋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高薪养廉和行之有效的限制官僚的制度，但他发明了锦衣卫，当他的愚蠢子孙崇祯皇帝刚上台时受东林党怂恿撤回锦衣卫时就注定了他被官僚阶层挟持变成了废物皇帝。

如果不在一开始就着手制定一系列法规法制去限制约束官僚的权力，便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官僚阶层的福利待遇和薪俸远超生产力发展和民众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当官僚不受遏制地成为一个阶级时，国家的运行成本正在急剧升高、政治效率严重下降，社会发展阻力将会越来越大，当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受政治斗争所累，更多的妥协、默许将会发生。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成了他们的夜宴。官僚的欲望和胃口越来越大。官僚成为阶级之时，就是人民头顶上新的一座大山。在现实中如果有个别人要挑战某些官员的权威，那大多是凶多吉少的。因为他所要面对的是整个体制惯性而未有具体对象可言。以上种种正是劳苦大众缘何生存越来越累、发展越来越难的缘由所在。官僚成为一个阶级还表现在是公权寻租、垄断经济，下一步就是官僚立法、利益分割和权力斗争。

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改革陷入困境最后惨败收场，归根到底一句话：利益问题。一方面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改革本身就是要破解既得利益限制官僚利益，但在极端专制制度下，这些改革又不得不依赖于官僚阶级。既得利益者难以成为真正的改革者，任何想通过为官僚提供利益以赎买改革目标和实现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思想都是糊涂头顶的；任何想通过收买官僚以求得降低政治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观念都是极其危险的！官僚被供养起来的欲望不断膨胀之时，社会的投机性也随之与日俱增。对于官僚存有的任何慈爱之心其实都只是妇人之仁、糊涂虫的认识。比如说，吃饭财政、机构繁臃这类问题解决不了，长远来看，一方面官员的子孙后代最终将会成为体制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社会发展如火如荼，社会竞争空前剧烈，官僚的后代们大多坐享其成，正在越来越丧失掉其生存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不公正对大众的正常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对公益事业、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以及诚信、正义等道德观念的建设造成了重大威胁。

人民当家作主在某些时期是一段空话，拿给别人说时像是在说笑话，但却是卢俊义来到这个时代最想做的事情。即便他日后做了皇帝，他也愿意自己是一个没有架子没有威仪可以混迹于平民之中见民众生活蒸蒸日上的皇帝，而不是一个为了维持自己统治跟官僚阶层与虎谋皮狼狈为奸被文人官僚塑造的英明神武的皇帝，那样的皇帝中国永远不缺。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任何朝廷政府不这样做，只有覆灭的下场，不珍惜民力、不体恤民情、不收拢民心、不善用民智、不启用所有民众管理国家的政府都是没有前途的政府，虽然能得到一家一姓之数百年皇权，最后难免败亡进盗墓贼的天堂。

是的，公民的权利正是官僚特权的天敌，只有不断强化、巩固所有民众的各项权利，敢于走出牢笼，与人民发生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建立上下结合的机制而最终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才能够为破解官僚阶级格局找到出路，才能真正地解除中国王朝数百年兴亡的宿命。

卢俊义更不愿意在自己治下出现世界最丑陋的产物，即官僚资本，这是官僚阶层利用政治公共权力所获取的社会资本，而不是正常的职业活动所获取的工作报酬或劳动报酬。

由于中国的官僚阶层拥有各种政治特权，并且由于政治公共权力不受限制或监督，因此官僚阶层可以利用政治公共权力获取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私人资本的拥有者。

政治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制度所有弊端的根本，官僚资本是专制社会特殊的社会现象，是违背社会公平原则的极其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官僚资本是采取不正常的途径获取社会资本，是非正常的职业活动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不是一种通过社会公平的自由竞争而获取的社会资本。在民主社会，由于政治公共权力受到限制或监督，不存在拥有政治特权的官僚阶层，公务员只是社会职业，不具有任何政治特权，因此拥有政治公共权力的公务员不能利用政治公共权力获取社会资本。所以，在民主社会，在个人资本或个人财富中不存在官僚资本。

但是在专制社会，由于拥有政治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存在，因此官僚阶层可以利用政治公共权力获取社会资本而成为个人资本的拥有者，这种形式的个人资本是中国社会特殊存在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产生只是中国专制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不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通过社会转型在建立或确立民主社会之后，一方面消除了拥有各种政治特权的官僚阶层，一方面是政治公共权力受到限制或监督，因此不会产生官僚资本，不会存在官僚资本。在民主社会，公务员（只有在民主社会，政治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才是公务员）利用政治公共权力获取社会资本是非法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或禁止，因此官僚资本在民主社会不会产生或不会存在。

官僚资本只能产生在专制社会，只能在专制社会存在，官僚资本只是专制社会存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既然官僚资本的产生或存在只是专制社会特殊的社会现象，因此在中国应该限制或消除官僚资本，应该限制或消除官僚阶层的各种政治特权，并且限制或监督公务员的政治公共权力。